柳经纬：法大印象

作者：柳经纬    文章来源：沧海云帆  

此法大非“法大还是权大”之法大，乃是我现在供职的中国政法大学。细数起来，我从厦门大学调进法大已三年。三年来，常常会遇到法大的一些同学或老师问我：你对法大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是否所有新到法大的人都遇到这样的发问，更不知道是否每一个工作调动的人到新单位后都会遇到这样的发问。三年时间应该说不算短，对法大的了解也逐渐多起来，但是要回答这样的发问，至今还是觉得有点困难，不知从何说起为好。这里只能花絮般地说点感受。

先说校园和教学设施。法大有两个校园，这在我调入法大之前，是知道的。但是两个校园的具体情形如何，却并不了解。蓟门桥的老校园，曾经因为米健兄在此工作的缘故，来过一次，但印象不深；昌平区的校园没有来过，丝毫没有印象。我想，我也算是吃法学这碗饭20年的老教师了，近年来与学界打的交道也不算少，对于这个被称之为“中国最高法学学府”的大学校园竟是如此的陌生，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工作调动时，由于办手续的需要，倒是两个校园都跑了几趟，有了点印象。蓟门桥的校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狭小、破旧和杂乱，无论是面积、布局还是建筑物的气派，都比不上地方的一些名牌中学，更不用说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这样一些花园式的京外大学相比了。我没有法大求学的经历，蓟门桥的校园难以给我留下舒国滢教授具有的那种“小月河边”的情怀（舒国滢：“小月河边，有一所大学叫政法”，《法制日报》2007、5、29）。昌平区的校园倒是整洁有序，建筑物也新得多，但校园之小却是令我想不到的。办入校手续的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到昌平区的校园。人事处的工作人员让我到校医院去办理公费医疗证，我问校医院在哪里，远不远，工作人员说不远，就在北门。于是，我就去找北门校医院。在我的想象中，人事处所在的地方是南门，到北门得穿过校园，想必总得走好长一段路吧。可是，当我找到校医院时，才发现从南门到北门不过三四百米的距离，走了不到五分钟时间。环顾校园，也就那么几栋不算高的建筑物，实在小得可怜。这就是我对法大本部校园的第一印象。

9月我开始担任本科生的课程，才知道昌平校区近万名本科和部分法硕学生全挤在一栋高仅四层、被区分为A、B、C、D、E五段的连体建筑里（去年改名为：端升楼、厚德楼、明法楼、格物楼、致公楼，端升楼是为了纪念法大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钱端升先生而命名，其余则是以法大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命名）上课，几乎所有的教室都排上了课，难得有轮空的教室，教室之紧缺大大超出我的想象。如此紧张的教室，造成了法大较之其他高校尤为突出的学生占座现象。学生不论是上课还是自修，都得占座，否则就没有位置。课桌上也总是摆满了各种各样占座的东西，可以是一件物品或一本书，也可以是一本杂志或者一张报纸。有时学生之间还会因为占座而发生争执，在我上的课堂上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些特别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开的课，如果排在上午第一大节的话（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分为五小节，前两小节为第一大节，后三小节为第二大节），不少的学生会在凌晨五点多就起床去教室占座，然后再回宿舍小睡（小女读大一时常常如此）。法大学生如此般占座，实在是特别的辛苦，同时也为他们的勤奋所感动。因此，有同学问我法大的印象，我总是说，校园太小了，如此“袖珍式”的校园（杨玉圣教授称法大校园乃京城最小的“袖珍式大学”），实在对不起从祖国各地以及海外慕名而来的学子！

校园之小，教学设施之紧缺，辛苦的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老师。法大两个校园没有一间教师的个人工作室，教师只能“以家为校”，在家里从事研究和备课工作。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知名法学院里已经很少见。京城的北大、清华、人大法学院，都有教师的工作室。京城外的许多知名大学法学院也都有教师的工作室。有一次听校领导的报告，说到法大老师辅导学生，无论严寒酷暑，只能在露天或教学楼的过道里进行，很是感慨。然而，法大校园之小、教学设施之紧缺以及不尽人意的待遇，似乎对教师队伍没有多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专业的扩展，一批在学界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文社科专业的教授，纷纷加盟法大，其间不乏学问大家，如李德顺教授、蔡拓教授、丛日云教授、郭世佑教授、单纯教授等，还有以学术批评著称的杨玉圣教授。即便是法学专业，法大已经是人才济济，但近年来仍有许多来自国外和国内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加盟其间，如宪法学的王人博教授、蔡定剑教授，国际法的莫世健教授、许浩明教授，知识产权法的张楚教授、薛虹教授、来小鹏教授、冯晓青教授、张广良教授，民商法的刘新熙教授、高强教授，法与经济学的席涛教授、刘纪鹏教授等等。

其次说学生。我对法大学生的印象特别深的有三点：第一，法科学生专业色彩比较明显。这并不是说其他学科的学生专业色彩不明显，而是我接触的多是法科学生，只对法科学生有所了解。举两个例子来说。我到法大的第二个学期，给一年级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开“民法总论”课。为了便于课外交流，我与同学经常通过电子邮件，回答同学提出的包括课程内容在内的法律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时常给我的感觉是不像大一同学提的问题。有一次，我给一位提问题的同学回复邮件，顺便问是不是大三或者大四的同学（在法大，大三或大四的学生重新听大一的课是极为正常的现象），该同学回复我，说就是选我的课的国际法学院的同学，就坐在教室前面的第二排。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再一个例子是，由学生团体主办的讲座特别多，议题多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法律问题，如去年以来发生的“重庆钉子户事件”、“肖志军事件”、“华为职工集体辞职事件”、“许霆恶意取款案”、“艳照门事件”等，他们几乎都是在媒体报道后的第一时间邀请有关专业的老师或法官律师，举办专题讲座，解读其中的法律问题。

第二，追捧老师。我到法大的第一学期给本科生开“债与合同法”课，选修的不到二十人，来听课的大概四五十人，多为其他年级以及其他专业旁听的同学，还不算太冷清。时常看到有的教室学生爆满，教室外的过道都挤满了人，于是有同学告诉我，这是某某老师的课，特别火爆（法大所有的课程都是完全开放让学生自由选修，因此同样内容不同老师讲授的课，有的爆满，有的冷清，是很正常的现象）。久而久之，我逐渐了解到法大有相当部分的老师在同学心目中如同明星一样受到追捧，他们的课堂总是被挤得满满的。到了第二学期，我给本科同学开“民法总论”课，选修的同学120人，教室里只有116个座位，但是来听课的足足二百多人，有半数的人是自己带小凳子来听的，课桌之间的过道、讲台前和门口都挤满了人，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为了确保选修的同学有位子，我不得不请学生班长在课桌上贴上学生的名字，并请旁听的同学原谅我的这种做法。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课程结束。我感慨地对同学说，我教了20年的民法，自信课也讲得不错，但从没有遇到这样的情景。年初法大发生了“杨帆门事件”，网上有篇“听课凳”的帖子，说我被这种“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般的类似超女、明星的待遇，感动得不行，连连表示要以高质量的教学回报学生。帖上说的基本属实。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明法大学生对老师的追捧。我到法大不久，一次学生团体的负责人找我，希望我和同学们举行一次类似央视“会客厅”的座谈，我答应了，并约定了时间。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读于法大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女儿要我去看一看座谈会的广告。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她说还是去看看，很有意思的。于是我跟她到学生食堂前去看广告，原来广告有我的一幅漫画像，很是传神，广告的标题是：名师访谈之二：走进柳经纬，一位来自厦门大学的儒雅的教授。上面还有关于我的学术介绍，也不知道学生是从哪里找来的资料，竟然有我于1987年在厦门大学给学生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课程的内容。面对如此可爱可亲的学生，能不感到站好三尺讲台的责任吗！能不为作为一位教师感到荣耀吗！

第三，社团组织活跃。法大本部有学生社团近七十家，既有像准律师协会、电子商务学会、德语社这些带有专业性色彩的社团组织，也有武术协会、电影协会、轮滑协会、摄影协会、网络家园这样的文体社团组织，还有以连接两个校区的公交线路命名的“345诗社”和关注女生修养气质的“丁香淑苑”这样的特色社团组织。从我的感受来看，有三个方面很能说明法大学生社团组织的活跃。一是每年新生报到时，校园里到处是学生社团积极分子的身影，他们或是负责接待新生，或是给新生发放宣传单，宣传他们的社团，为他们所在的社团物色新生力量。二是校园里的许多讲座（包括学术讲座），是由学生社团组织的，专家也是他们自己邀请来的。而且，他们邀请的专家极为广泛，例如法律方面的讲座，他们邀请的专家既有本校的老师，也有京城的知名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甚至某些部门的官员；既有本校的名师，还有京城其他高校院所的大家。三是每天中午和傍晚，在学生食堂前，总是可以看到许多学生社团打着横幅或广告牌，它们的成员站在路边向来往的同学派发各式各样的宣传品，或者是向同学介绍他们社团正在组织的活动，力邀同学参加。即便是寒冷的冬日，有的同学衣着单薄，站在刺骨的寒风里，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很令人感动。

最后说老师。对法大老师的印象亦有三：第一，法大有许多享受明星般明星待遇的教师。首先是四位终身教授，即江平先生、陈光中先生、张晋藩先生和李德顺先生，德高望重，他们在法大学子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大概是法大学生最为追捧的明星教师了，尤以江平先生为甚。小女刚入学时，学生礼仪社团想吸收她加入，说如果加入她们的社团，将有机会给江平教授献花，足见江平先生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有一次学术讲座，我也参加了，当江平先生进入会场时，欢呼声和掌声连成一片，其状犹如粉丝们见到自己的偶像一般！据说，只要江平先生出场，情形总是如此。除德高望重的终身教授外，法大还有一批中青年教师，也很受学生追捧，如宪法学的王人博教授、刑法学的田宏杰教授、洪道德教授、社会学的马皑教授、民法学的龙卫球教授（现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院长）、李显冬教授、李建伟博士、于飞博士等，都是学生心目中的明星老师。也许是我少见多怪，这种情形在其他高校恐怕是很少见的。

第二，法大教师的多元性。法大教师的多元性体现在：一是职业背景多元。在许多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绝大多数教师像我这样，从学校到学校，阅历简单。法大多数教师也是如此，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教师职业背景比较多元。他们中间，有的有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的经历，如宪法学的蔡定剑教授长期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官至副局，证据法学的张保生教授任职于教育部多年从事高校人文社科的管理，“杨帆门事件”的主角、中国“非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的杨帆教授也曾经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等部门任职，从事系统法学研究的熊继宁教授曾任国家体改委处长，从事劳动法研究的郑尚元交收则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供职多年；有的是律师和法官，前者如诉讼法学的顾永忠教授，乃京城知名律师，后者如从北京市高院调进的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颇有成就的张广良教授，商法学的高强教授曾任最高法院法官、秦皇岛市中院副院长；还有的是国际组织或我驻外机构人员，如诉讼法学专业的杨宇冠教授先后在中国司法部外事司、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任职；国际法学的凌岩教授则担任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法律官员长达六年。这些来自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的教授，有着不同于从学校到学校的教师的思维方式和处世风格，对于营造多元化的校园文化和学生培养，是很有益的。此外还有一批有着双重职业背景的教师，如米健教授曾任澳门政府法律事务专员和青海高院副院长，林灿铃教授则担任广西防城港市副市长，赵旭东教授则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厅副厅长。二是教育背景多元。法大拥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具有海外名校留学和任教经历的教师，如国际法学的莫世健教授、许浩明教授、林灿铃教授、辛崇阳教授，法理学的郑永流教授、程春明教授，商法学的高强教授，比较法学的米健教授、丁强博士、迟颖博士，法与经济学的张卿博士以及被评为2007年度“十大杰出青年”的许传玺教授等。三是学缘多元。近亲繁殖，学缘单一，是我国多数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普遍存在的顽症。然而，法大的情形有所不同，据校方统计，全校约九百位教师，来自国内外近三百所高校，具有外校学缘的教师超过三分之二。近年来，学校专业扩张，更是从海内外招进了大批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结构不断得到优化。

第三，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不是新闻。我国许多高校，教授以从事科研或带研究生为由不给或者少给本科生上课的情形普遍存在，最近一期的《法制资讯》还刊登了浙大林来梵教授等人关于教授是否应该给本科生上课的讨论文章。但在法大，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也很少听到本科同学抱怨见不到知名教授。教学楼里设置的当日全校本科课程电子显示屏上，可以见到许多教授的名字，学校的班车上也总是能见到许多到昌平给本科生授课的教授的身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学校对教授给研究生上课并没有硬性要求，但对给本科生上课却有要求。在教学工作任务考核表上，有专门一栏是填写昌平校区的上课时数。我到法大三年，只给法硕上过两轮的“民法总论”，主要的教学任务是本科生的课。法大好像还有个规矩，就是单纯指导研究生论文不得充抵授课工作量，这也堵住了教师以带研究生为由不给本科生开课的口。

对法大的印象还有许多，学生选课之自由、学术讲座之频繁、校园文化之浓烈、法学学科之特色以及个性化的教师等也都颇有可书之处。然而，本文早已超出《茶座》约定的篇幅，只好就此打住！